“中国新石器时代或史前文化在一万多年以来，经历了从南到北的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与气候变暖密切相关。可以说在12000年前，华南地区，即现在的南宁、桂林一带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集中区域，早期非常发达；到了一万年前后，长江流域开始出现文化发展，由于农业形式的出现，文化逐渐向北扩散，到了9000年前后，逐渐向淮河流域转移，并在黄河流域重新建立起来。”9月5日召开的“裴李岗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提出，凭借稻作优势，长江流域为黄河、黄淮一带，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文化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养分。而因为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黄河流域的优势在裴李岗时期开始确立，并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仰韶、龙山时代，甚至夏商周时期，而裴李岗正是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崛起的中原“文化高地”。
在蒋乐平看来，距今8000年到9000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文化高地此前已经转移，并在黄河流域重新建立起来。“我个人认为，这一高地的形成有其基础和各种条件，虽然我们对此尚未完全清楚，但后续的仰韶文化、龙山时代以及夏商周时期的发展，都表明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始终是文化高地。”蒋乐平说，黄河文明的“高地”很关键：水往低处流，人却往高处走，文化的高低往往会产生一种“虹吸效应”，对周边文化有很强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一种吸引和辐射。
在蒋乐平看来，长江流域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占据领先优势，到了公元前8000年以后，也就是裴李岗时代开始以后，黄河流域第一次在文化上超过了长江流域，“高地”地位逐渐确立，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黄河流域或者说裴李岗文化，在大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可谓“文化的综合高地”。
“以稻作文明为核心、最早兴起的文化，对后来的裴李岗文化产生了影响。正因为有了这种滋养，裴李岗文化才能够崛起。”蒋乐平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某个视角来看，这一过程涉及从长江到淮河再到黄河之间的气候背景下的文化发展。中原的崛起，或者说黄河流域的建立，是从文化高地开始的，可以与长江文明进行比较，甚至取得优势的阶段。这种优势的建立与长江文明的积极影响密不可分，值得我们深入关注和研究。”
蒋乐平认为，这就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即多元一体的过程。“中华文明‘多点开花’，不能忽视其他区域的贡献，但中原地区依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重点。我们关注中原如何崛起，如何成为‘中国’，裴李岗就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点。它是我们梳理黄河中游和中原地区文化源头的重要时代。”蒋乐平表示，学界之前把仰韶时代更早的阶段称为“前仰韶”，而“裴李岗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就能概括和代表“前仰韶时代”的说法，进一步明确了裴李岗时代与中原的关系。
记者 左丽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