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民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存在相似之处，如大量使用石器、简单的陶器以及平面式聚落布局的结构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同时它们在经济形态上也存在差异性，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以裴李岗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的各类遗存对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和起源阶段的贡献。”9月5日举办的“裴李岗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多元性和包容性，他在研究北方草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贡献时也发现，虽然裕民文化并未直接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但两种文化确实存在交流。随着各地交流的频繁，文化认同感会逐渐增强，这为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
研讨会上，孙金松在学术报告环节为与会嘉宾介绍了内蒙古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裕民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裕民文化年代距今8000余年至7000余年，与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同处于距今8000年前的文明起源时期，对于它们的生业模式、社会组织形式的研究，将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进程提供重要帮助。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探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首要的就是包容性。中华文明包含了多种经济形态的人群，以农业为主的裴李岗人群，以渔猎和稻作为主的跨湖桥、长江流域人群，以及以畜牧业或狩猎业为主的阴山以北人群。不同的经济形态造就了不同的生活习惯、环境适应方式，乃至世界观。”孙金松认为，中华文明最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任何一支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它不断包容、兼容其他文明，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强大。因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兼容性极强。
“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不是单一的。纵观历史，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它并没有固守自己的单一道路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的做法。”
在孙金松看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时，很多力量都集中在仰韶文化阶段，一路追溯至更早的裴李岗时代，“裴李岗和仰韶之间的传承关系到底是什么，从裴李岗到仰韶，这么大的变化，中间的环节是什么……我这次来开会，一方面是来学习，最重要的还是来‘领作业’。”孙金松坦言，所谓“领作业”，就是此次研讨会上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我相信会汇聚全国史前考古的力量，以河南为核心来解决，以郑州、以裴李岗为切入点来推进。郑州、河南，未来的任务会更加艰巨。”
记者 左丽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