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裴李岗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裴李岗文化的分布区域以及其自身的特点。毫无疑问，裴李岗文化在当时处于一个文化高地。”9月5日举办的“裴李岗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裴李岗文化引领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它的文明化和复杂化程度都高于周边地区，反映出裴李岗文化在早期中国相关文化圈中处于领先地位。
郭伟民提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或者说早期文化的多样性，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初现端倪。“无论是从考古学角度看陶器的类型、生业的形态，还是聚落的模式，都融合了东西南北周边地区丰富且多样的先进成分。”郭伟民举例说明，在生业方面，旱作和水稻种植在裴李岗文化的聚落中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与其他地区相比，裴李岗文化的农业模式呈现出二元互补的特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不再是单一、低水平的农业模式，而是多样化、能够实现互补的经济体系，为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资源整合。
“其他地方原本也很发达，比如长江流域，到了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稻作农业的巅峰。但最后主要是因为经济形态过于单一而出现问题；北方地区也是如此，单一的旱作农业最终导致了发展上的局限。而只有中原地区能够适应环境和文化的变化，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是其他地方无法替代的。”郭伟民表示，中原地区的农业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这种领先并没有出现断裂，“中原处于文化交汇的中心，能够吸收各个区域的文化因素。从裴李岗文化也可以看出，它融合了很多不同地区的元素。可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中华文明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中原现象’或‘中原模式’，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的整体发展模式。”
郭伟民研究发现，除了农业方面的突出表现，裴李岗在精神文化方面，其聚落社会的等级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人类要从多元走向一体，首先要在观念上达成一致，这非常关键，而裴李岗时代人们的精神已经开始有一套观念体系。“从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绿松石等贵重物品可以看出，裴李岗在精神信仰、经济技术以及对非实用品的利用和赋予新价值方面，都已开始形成某种统一的规制。例如，器物开始形成礼器，中国最早的礼器就是在裴李岗时代中出现的，这一套规范对人们的日常行为、精神观念和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精神信仰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记者 左丽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