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不住的文明底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8次“发现郑州”
郑州东赵遗址：
三城相套 藏着夏商王朝更迭密码
核心提示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表重要讲话，为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利用与宣传报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新郑裴李岗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双双入选。至此，郑州累计有18个项目上榜，位居全国城市之首。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的这18个项目，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涵盖聚落、城址等丰富类型，构筑起一条几乎没有断代的文明演进链条。这在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郑州样本”。
本报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8次“发现郑州”】系列报道，以18个入选项目为主线，用考古实证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将“厚重郑州”落于具体、可感的遗址与文物之上，把考古遗址转化为城市文化认同感和公众自豪感的源泉，也为文旅融合、城市软实力提升提供文化叙事支撑。
郑州高新区的须水河畔，有一个赵村，村北是陇海铁路，村东南则是著名的东赵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息息相关。
李伯谦是赵村走出来的考古学家。有一年暑假，正在北大考古专业读书的李伯谦在村南边的台地上发现了商代的陶片，认为这里是一处商代大遗址。几十年后，李伯谦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2012年起，李伯谦任教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考古队，持续发掘东赵遗址，证明了这是一处夏、商至东周时期连续堆积的三叠城址。
东赵遗址
不止有商，还有夏和周。看似寻常的黄土地层中，竟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苦苦寻觅的夏商王朝更迭的密码。2015年，郑州东赵遗址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东赵遗址，由此声名远扬。
打破常规的“地下套娃”
无论对著名考古学家雷兴山还是考古新锐张家强来说，东赵都有不得不说的故事。
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达成协议，合作研究“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课题，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先期的考古调查。
“2011年冬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东赵遗址进行复查，在村东南发现了沟状河湖相堆积，在堆积的底部发现有龙山晚期陶片，当时我们考古院的顾万发先生在对遗址东部断崖剖面清刮时发现基槽状堆积，初步判断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分析，确认了东赵遗址有龙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东赵遗址考古执行领队张家强说。
2012年至2014年，东赵遗址发掘不断有新发现。最让人兴奋的，是这里城址的形制。按照常规逻辑，古代城市的发展多是向外扩建。但在东赵遗址，考古队却挖出了一个罕见的“套娃”——大、中、小三座先秦时期的古城，在空间上层层嵌套，在时间轴上离奇交叠。
最核心的“小城”面积仅2.2万平方米，是一座新砦期（夏代早期）城址。3900年前，骁勇善战的夷人首领后羿举兵反夏，这座嵩山以北首座新砦期城址，极有可能就是“后羿代夏”时的军事堡垒。
包裹着小城的“中城”，面积9万平方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夏代晚期）城址。3700年前，重掌政权的夏人为了防范东方威胁，在此修筑了更为坚固的城墙与城壕。在中城的东南角，发现了商代早期大型建筑基址，东赵遗址无疑也是郑州商城重要的“卫星聚落”。
遗址出土的二里头花边罐 本文图片由郑州市文物局 王羿 摄
而最外围的“大城”，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初步判定为东周时期城址。2400年前，中原群雄逐鹿，这座庞大的城池在诸侯兼并的战火中走向萧条。
考古发掘过程中，李伯谦回到故乡，亲自下到探方里，近距离探索黄土层中的秘密。
2014年12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历史、考古专家齐聚郑州，在实地查看东赵遗址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东赵遗址考古发掘顾问雷兴山认为，郑州东赵遗址的新砦期城址，是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新砦期城址。东赵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
三座古城为何会像“叠罗汉”一样嵌套在一起？这绝非简单的城市扩张，而是2000年间不同政权在此反复争夺、利用的战略缩影。这组“套娃”，为厘清夏商周时期的时空关系，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实物标尺。
灼烧卜骨里的“王朝密码”
如果说“套娃”古城是东赵遗址的骨架，那么深埋地下的环壕与祭祀遗存，则藏着它的灵魂。
夏商分界，是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的千古难题。夏朝文字尚未成熟，文献记载寥寥，如何在考古学上精准辨识夏商政权更替的节点？东赵遗址给出了关键答案。
在“中城”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多条二里头时期的环壕和集中成片的圆形地穴遗迹。更令人震撼的是，这里清理出了集中出土卜骨的祭祀坑。那些深埋地下的卜骨，表面布满火灼的裂纹。3600年前，当商人的军队逼近，夏朝的贵族们或许正跪在这些卜骨前，听着龟甲在烈火中发出“噼啪”的碎裂声，焦急地等待着神明对国运的裁决。
然而，神明未能挽救夏朝。随着早商二里岗时期的到来，这里变成了商人的据点。遗址南部赫然出现了商代早期大型建筑遗迹，规模宏大，而且这座回廊式建筑南廊打破了中城的南城墙。这些变化意味着商人此时已经完全控制了郑州地区，而夏王朝则失去了对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从夏人的严密设防到商人的巍峨宫殿，从卜骨上焦虑的裂纹到早商遗存中出现的岳石文化（东夷）因素，东赵遗址的土层深处，真切地刻录着政权交替时的血与火，成为破译夏商更迭密码的“新标尺”。
泥土深处的“烟火气”
宏大的王朝更迭之下，那些具体而微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随着发掘的深入，一幅夏商周时期的生动图景徐徐展开。
东赵遗址的动植物考古显示，东赵遗址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时期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特点，大豆是该遗址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水稻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先民的旱地田间管理技术不断取得明显的进步。小麦的种植始于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
这里的泥土，处处浸透着浓郁的烟火气。夏商周时期的农人在田间播种粟、黍、稻、麦、豆；饭晌时分，妇女用陶罐蒸煮着小米，香气弥漫在聚落上空。城内的作坊里，匠人们用石镰和榔头将骨料锯、削、劈、磨；更高级的工匠则倾注心血，将滚烫的铜水铸造成锋利的武器与庄严的祭器。贵族们偏爱色彩艳丽的绿松石，将其打磨成耳环、项链，或镶嵌在玉器和青铜器上，彰显着不凡的身份。
从新砦期的“夷夏东西”到二里头时期的“城址林立”再到二里岗时期的钟鸣鼎食，东赵遗址让数千年前的文明变得可触、可感。
锚定华夏文明的核心坐标
当悬念被一层层解开，我们终于明白东赵遗址为何如此重要。
它并非孤立的存在。放眼望去，它的“邻居”们星光熠熠：东有郑州商城，北有大师姑古城，东北有小双桥遗址。东赵遗址正处于夏商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它像一块关键的拼图，将这些重要遗址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夏商交替的直接参与者、见证者。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东赵遗址以确凿的考古实证表明：郑州在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长期处于核心位置。
数千年过去，须水河依然静静流淌，那些被妥善保护起来的建筑基址与三重城墙，宛如大地上的史书，静静等待着后人的翻阅。
如今，郑州东赵夏商城址考古遗址公园正在规划之中。未来，这里不仅将成为展示夏商周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将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与城市共荣共生。
本报记者 李颖
策划：璩鹏辉
统筹：陈 锋
执行：孙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