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医院流动医务所
1939年“江抗”东进部队在阳澄湖畔
《东进报》《大众报》与《江南》杂志
晨曦中的号角穿透迷雾，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立于轻舟之上，激昂开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
这段穿越时空的京剧《沙家浜》经典唱段，在芦苇荡深处激起层层回响，让人忆起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峥嵘岁月。
当年“江抗”作战参谋、新“江抗”司令夏光感慨道：“在‘江抗’各阶段的艰巨斗争中，常熟的地方党组织，常熟的人民，紧随革命形势的转折变化，始终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均付出了重大代价。在东路所辖各县中，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最大。”
苏州日报记者 施含韵 本版供图 常熟党史办
“江抗”挺进苏南区 星火炽烈势燎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燃遍华夏大地。
在长江三角洲腹地，苏南东路地区因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日伪政权重点经营的“心脏地带”——这里河网纵横如织，京沪铁路贯穿南北，太湖平原物产丰饶，更毗邻南京（汪伪政权首都）、上海（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与苏州（汪伪江苏省会）三大战略要地。
此时苏南陷入混乱状态，城市被日军重兵把守，乡村游击队蜂拥而起。以常熟为例，当时打着抗日旗号的游击队就有10多支。百姓屡遭兵匪欺压，民不聊生，迫切渴望有一支真正抗日救国、保护百姓的人民军队。
1939年5月，历史的转机在枪炮声中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毅然挺进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14日，新四军第六团副团长吴焜抵达阳澄湖地区，与常熟县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自卫队（“民抗”）、新六梯团会师。这支红色铁流以雷霆之势攻克梅李、何村等伪军据点，收编多支地方武装，迅速扩大常熟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9年6月24日，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亲自指挥“江抗”部队，夜袭浒墅关火车站。此战全歼日军警备队2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取得挺进苏南后的重大胜利。
阳澄湖畔，叶飞与常熟县委委员、“民抗”总部政治主任杨浩庐亲切握手，心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儿港汊星罗，水网密布，颇像《水浒》里描写的梁山泊。当地同志介绍说，这芦苇荡里的地形十分复杂，没有人带路根本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也出不来。听着，看着，我想到陈司令员关于‘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觉得阳澄湖及其周围地区就是一个建立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
同年9月，叶飞率“江抗”总指挥部和中共江南特委移驻至常熟东唐市。这里河网密布、芦苇丛生，独特的水乡地形为游击战提供了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江抗”总指挥部还协同江南特委、常熟县委在常熟东乡一带开展民运、统战等工作，成立了常熟县各界人民抗日联合会及各种群众抗日组织，扩大人民抗日武装。
至此，在苏南东路常熟东部、南部和吴县东北部的一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常敌后游击区形成。“江抗”部队也从东进时的不足千人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其中700多名来自“民抗”，新六梯团的常熟子弟兵成为骨干力量，为后续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危急关头护火种 鱼水情深赤子心
新四军挺进苏南并取得初步胜利，但江南地区受国民党顽固派的蛮横限制，且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加强“扫荡”，新四军被迫转移主力。
1939年9月，新四军东进部队奉命西撤。由于天气炎热、战斗频繁等原因，西撤时在新四军后方医院，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等36名伤病员。
“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活着，30多个伤病员同志就能活着！”常熟人民以生命起誓。他们明白，保护好伤病员就是保护抗日火种，就是投身抗日斗争。
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伤病员在芦苇荡里一边医治伤病，一边与日伪军周旋。在艰苦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到一个村庄，伤病员就被分散安置到群众家里，农家的后院、伙房，甚至是牛棚、猪圈、柴草垛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病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室。
常熟百姓将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帮他们洗衣做饭、端汤喂药，甚至照顾伤病员擦身洗澡、大小便等。尽管人民群众生活艰苦，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为伤病员调理饮食，还常到湖荡河浜去捕鱼捉蟹，给伤病员补养身体。
战士没有鞋穿，大娘送来结实的新鞋，青壮年更是自动放哨，监视敌人，掩护部队休息。在水网地区行动最重要的是船，只要“江抗”一声通知，马上人到船到。更有群众在掩护战士的过程中被捕，慷慨就义。
敌人下乡“扫荡”时，群众冒着风险，把伤病员紧急转移、妥善隐藏，保护他们安全无事。“江抗”西撤途中，政治部主任刘飞身负重伤，被送回后方医院救治。在他到医院第三天，房东大娘急忙报信：“快跑，鬼子来了！”护士和百姓抬起门板就走。刘飞深知，光一块门板就很重了，再加上一个人，累得他们直喘气。他恳求道：“快把我放下，不要管我！你们快走！”
刘飞催促了好几次，但护士和百姓没有把他放下，依旧鼓足劲奔跑。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老大爷正摇船经过这里：“快！快上船！”等刘飞他们一上船，老大爷就连撑几篙，把船驶进芦苇掩蔽着的港汊里去了，躲过追击。
此类以命相护的壮举，在阳澄湖畔不胜枚举。寒冬腊月，撑船的老大爷常跳入刺骨的冰水中推船前行，一路护送部队攻敌；陈二妹、陈桂珍等妇女骨干，利用茶馆、渔船作掩护，为部队传递情报、救治伤员；小护理员、小通信员被百姓认作自家孩子，年龄相仿的以哥弟姑嫂相称，以此躲过一次次日军的搜捕。
涅槃重生新“江抗” 芦荡火种永不熄
在芦苇荡中治病养伤的“江抗”战士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身体逐步康复。
自从“江抗”西撤以后，日伪顽匪武装对“江抗”活动地区反复骚扰、肆意掠夺。人民生活在灾难和恐慌中，为了保护人民利益，为了坚守苏常抗日游击区，根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指示，叶飞派部队回到后方医院，以伤病员为骨干，重建“江抗”部队，坚持敌后抗战。
根据当时的形势，在敌后重建武装很不容易。伤病员们身边甚至连一枝枪都没有，但战士们群情振奋，决心条件再难也要克服一切困难，重建武装。
1939年11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成立，称之为新“江抗”。
新“江抗”成立后，一无人，二无枪，就将后方医院基本痊愈的10多名伤病员编成一个排。次日，新“江抗”战士就在北桥伏击了乘汽艇到东唐市抢粮的日伪军，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群众奔走相告“江抗”又回到了东路，纷纷给战士们送干粮、送茶水。消息越传越远，越传越玄，其声势吓得汉奸、特务不敢肆意妄为。
1940年2月8日，昆山巴城日军一个小队和60多名伪军袭击新“江抗”驻地洋沟溇。战斗十分激烈，新“江抗”战士毙伤日伪军20余人，击毙巴城日军小队长斋藤。洋沟溇战斗是新“江抗”发展过程中关键的一战，组建不久的部队经受住了考验。
在四面受敌，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新“江抗”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控制了阳澄湖广大地区。仅一年多时间，新“江抗”经历大小战斗共计47次，击毙日军147名，伪军357名。
到1940年4月，苏常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有新“江抗”的3个连、“民抗”的3个连和1个教导队，以及7个区常备队，共近千人，游击区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大。
1940年4月，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抵达常熟，组建东路军政委员会，将新“江抗”更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复称“江抗”）。
在扩建东路武装过程中，“江抗”部队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反动势力进攻，打开东路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局面，各地党组织逐步由秘密转向公开，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规模越发扩大。
1941年皖南事变后，“江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开展反“清乡”斗争，继续周旋于敌后。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已成为华中抗日重要支柱。
《郑州晚报》版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