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不住的文明底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8次“发现郑州”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八千年前，中原先民已住上“套间”
核心提示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表重要讲话，为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利用与宣传报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新郑裴李岗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双双入选。至此，郑州累计有18个项目上榜，位居全国城市之首。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的这18个项目，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涵盖聚落、城址等丰富类型，构筑起一条几乎没有断代的文明演进链条。这在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郑州样本”。
本报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8次“发现郑州”】系列报道，将以18个入选项目为主线，用考古实证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将“厚重郑州”落于具体、可感的遗址与文物之上，把考古遗址转化为城市文化认同感和公众自豪感的源泉，也为文旅融合、城市软实力提升提供文化叙事支撑。
策划：璩鹏辉 统筹：陈 锋 执行：孙新峰
站在新郑裴李岗村的田埂上，五月的麦田正悄悄褪去深绿，麦穗已染上浅淡的蜜色，风过处，青黄交织的浪涛里仿佛浮动起将熟的麦香。就在这片丰收在望的土地之下，埋藏着一部跨度逾三万年的厚重“地书”。不久前，这部“地书”的最新篇章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将全世界的目光再度拉回这片中原文明初萌之地。
自1977年首次发掘以来，裴李岗遗址已先后入选“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又荣膺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座被誉为“考古圣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正在用一件件出土文物，无声地讲述着8000年前先民们从“狩猎采集”走向“定居农业”的壮阔故事。
裴李岗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个“新苗头”，改写中国上古史
嵩山东麓，双洎河畔，坐落着一个不大的村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的村民在农田耕作时，时常会从田地中挖出一些形状奇异的石器，有的像铲子，有的像斧头，有的像镰刀，还有一种椭圆形的扁石板，两尺来长，一尺多宽，一面光滑，一面有四个矮胖的足，当地一些人把它叫作石磨盘，也有人叫它“通灵板”，还有人说这是西陵氏娘娘给大禹王做草鞋用的鞋模子。由于对其产生和用途莫衷一是，人们也见怪不怪，把它们随便丢弃，有些甚至被垒了猪圈用。
1977年春天，新郑县文物考古短训班正在举办。恰在这时，裴李岗村又有人挖出了石器。消息传到培训班，考古专家迅速赶赴现场，在发现石器的地点清理出一座清晰的墓葬——墓中躺着的石器、红陶器的面貌，与当时已知的任何考古学文化都不同。于是，一场带有实习性质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启。
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
裴李岗的初次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河南省文物主管部门听完汇报后异常重视，让人马不停蹄赶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看了文物和简报后大呼：“新苗头，很值得重视！”北京大学考古学家苏秉琦判断，这批文物的时代远早于当时已知最古老的仰韶文化。
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裴李岗遗址的面纱被揭开，这是一个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氏族村落遗址，这是一个面貌和内涵完全不同于人们熟知的仰韶文化的更早文化遗址，它的发现将中华文明的发展源头推向了9000年前，重构了中国上古史。
从此，中国考古学的版图上多了一个名字：裴李岗文化。它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支，填补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之前的一段空白，确认了仰韶文化的主要根脉所在。更重要的是，它首次在较大范围内促进了黄河、长江流域不同文化群体的交流互动，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格局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方小石块，刻下三万年的刻度
如果说1977年的发现改写了人们对中原文明开端的认知，那么2018年以来的新一轮发掘，则进一步将裴李岗这部“地书”的扉页大幅前翻——翻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遗址西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文化层总厚度超过8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土层并非七零八落的零星分布，而是一页一页叠压、连续不断的堆积，仿佛一本没有缺页的史书，可以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根据地层关系、测年结果及遗物特征，考古人员将这段跨越三万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段距今约3.6万年至2.9万年，先民使用简单的石片石器，在河畔游猎觅食；中段距今约2.9万年至2.2万年，石器技术出现质的飞跃，细石核与细石叶开始普及，鸵鸟蛋壳串珠的加工痕迹完整呈现出一道道工序；晚段距今约2.2万年至1.4万年，技术继续演进，从旧石器一步一步走向新石器的大门。
一系列新发现建立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连续年代标尺，为探索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关键材料。“这在我国平原地区非洞穴环境下尚属首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如是评价。
红陶与茅屋 人间烟火在此升腾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流动狩猎，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耕，这种转变在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地层中清晰可见。距今约8000年至7600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彻底告别了“居无定所”的日子，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家园生活。
在遗址东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多室式建筑——中国迄今最早的红烧土房屋建筑遗迹。“一间用来生火做饭，一间用来起居休息，八千年前的中原先民已经住上了‘套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李永强介绍说，房子东南侧发现的红烧土柱和木骨泥墙遗存，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红烧土房屋证据之一，为研究仰韶时期红烧土建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生活区以房址、灰坑、陶窑为基本组合单元，房前屋后有灰坑储存杂物、陶窑烧制陶器，构成了一套完备的“功能区”。
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这支文化以农业为先声——在同时期各考古学文化中，裴李岗文化聚落总数量和面积最大，定居农业较为成熟，社会分工初步显现。考古人员通过植物大遗存分析确认，当时的先民已经形成了黍、粟、稻混作的农业体系。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出土证明了粮食加工的存在，而最重要的证据藏在那些看似平常的陶壶里。
陶壶中的酒香 布匹上的颜色
考古人员在遗址墓葬区出土的多个陶壶中，检测到了丰富的红曲霉菌丝、闭囊壳以及具有发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这是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以稻米为原料、利用红曲霉酿酒的证据，也是最早以陶小口尖底瓶进行酿酒实践的证据。
在裴李岗遗址大多数墓葬中，墓主头旁常陪葬一件陶壶。考古人员从中检出红曲霉后推断，这些陶壶正是酒器，而酒器随葬已形成固定的丧葬仪式，对后世的丧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意味着，在先民眼中，美酒已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沟通今世与彼岸的重要媒介。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还在墓葬中识别出一组与纺织生产纤维、染色织布制衣有关的器物，揭示出中国最早的麻织品染色技术。八千年前的裴李岗人，已经能够采麻、纺线、织布，然后给布匹染上颜色。一个“烧陶酿酒、种粮织布、住着‘套间’”的精致生活图景，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介”字形冠与獠牙 精神世界的初次闪光
定居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丰裕，还有精神世界的丰盈。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人面陶塑
在遗址东部发现的多室式房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件以人物和动物头像为主题的陶塑，这些陶塑距今约8000年至7500年。其中最特殊的一件，塑造了一个清晰的人面獠牙形象，头部呈“介”字形，推测是祭祀所用。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原早期人面獠牙形象的空白。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认为，“介”字形冠与史前先民的太阳神崇拜有关，表明裴李岗先民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宇宙观。人面獠牙陶塑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后世神面、兽面纹饰的艺术源头，为研究中国原始艺术和早期先民的精神信仰提供了珍贵材料。
根系深植 奠基中华文明主脉
裴李岗遗址2018年至2025年的系统考古发掘，共实现了7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建立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年代标尺、初步厘清裴李岗阶段聚落布局、发现中国最早红烧土木骨泥墙、填补中原早期人面獠牙形象空白、发现北方最早红曲霉发酵酿酒技术、揭示中国最早麻织品染色技术、复原食物烹饪方式的分化。
这些发现的合力，揭示出中原史前社会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连续演化历程，深化了对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旧新石器过渡、早期农业起源的认识。李永强表示，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裴李岗先民们的生活并不是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原始蒙昧，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已然亮起。
目前，裴李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在规划推进中。遗址展示馆内，石磨盘、石磨棒、陶器标本静默陈列，静静地诉说着八千年前的先民往事。
站在展示馆里端详那些朴拙的陶器，再看一眼窗外即将丰收的麦田，一种奇妙的连接感油然而生——八千年前，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第一粒种子，燃起第一缕炊烟，酿出第一坛米酒，织出第一匹彩布。而今天，田野间拂过的风，依旧带着粮食的清香。
这，或许就是“藏不住的文明底蕴”——它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苏瑜 文 郑州市文物局 王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