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下发了针对当时滞留在学校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毕业分配的文件，规定这一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是大部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另有百分之二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铁定了心要去农村，我是带着农村、农民的印记来到这个世界的，农村才是我最熟悉和最热爱的天地。可是驻我们系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却把我列在去解放军农场的名单中，我即刻找到工宣队表明了我一定要去农村的态度。工宣队的一班人正在发愁，听到我的要求都乐了，原来我们班的一位同学被分配到农村，他坚决要求到解放军农场，这样我俩做了个对调，三方都随了所愿。待到把我的分配去向由军队农场调整到农村时，分配给南阳的指标已满员，但是信阳还有指标空额，于是我就被分配到了信阳，信阳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直接把我分到位于大别山区的罗山县定远人民公社春秋大队，春秋大队党支部安排我长住毕楼生产队，这一住就是三年零四个月。我常想，假如当初工宣队的第一分配方案是把我分到农村而不是军队农场，那我极大可能就是愉快地回到我的故乡南阳某地农村，罗山县的春秋毕楼大概率是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天知道我和春秋毕楼为什么有这么深厚浓重的缘分，使我在毕业分配的过程中出现了那么一个周折，才有了来到春秋毕楼的机会。
我是一九六九年元月一日来到春秋大队的。就在这前一天，大别山区开始落下一场少见的大雪。雪花飘入环绕着半边春秋的竹竿河，融进清澈湛蓝的河水，加入淙淙低吟的合唱队伍，欢快地奔向远方。过了小桥登上高高的河岸，眼前开阔的小平畈里白雪皑皑，纵横交错的田埂、小路借助落雪把大地画成了形状各异的棋盘格子，一个个朦胧在雪雾中的村庄就像棋子一样散落在这梦幻般的田畈中。远处大别山的主峰已被隔断在雪幕以外，能看到的是那从铅灰色天幕下逶迤走来的一道道山岭，岭上松柏葱茏茂密，顶着洁白的雪冠更显得伟岸挺拔。山边的翠竹不堪身上积雪的沉重弯下了腰，山冲里时不时传来折竹的爆裂声。大别山本来就是我敬仰的山、神往的山，没敢想第一眼看到的她竟然比大师们笔下的水墨画还要迷人，还要秀美，美到让我心醉。想到这里将要成为我的家，成为和我朝夕相伴的地方，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真想大声地喊一声——春秋，我来啦！
春秋大队的队部设在一座不知哪个朝代修建的一进二院的春秋祠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共产党员张志成带头组织农民成立了信阳全地区第一个以“春秋”命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几经沿改，现在叫春秋大队。十多年来，春秋的工作事事走在信阳地区和罗山县的前面，成了全区、全县农村、农业战线上的“领头羊”。“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春秋又以改水治山、垒坝造田成绩显著，被树立为信阳全区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张志成同志从五十年代以来也一直都是河南省级劳动模范。
春秋大队位于大别山北麓的浅山区，站在村后山头往南望去，越过重重叠叠的高山峻岭，大别山的主要山峰依稀可见。土地革命时期这一带属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以张志成为主的大队党支部一班人及春秋老百姓身上现在还能明显地看到当年工农红军那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原来的荒山遍植以松柏为主的各种适生树木和竹林，条件较好的地方建起成片的茶园、板栗、甜柿等经济林；荒山沟里修起堰坝，建成层层梯田。大队还购置了大型拖拉机，建起农机修理和小件农具制造厂，开办了学校、卫生室、百货店等。在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生产能力低下、物资极度匮乏、经济生活整体比较困难的大背景下，能做到这些实在不容易。
我住的毕楼生产队由于处于春秋山冲的上游，所以肥源少，田土瘠薄（注1），造成了粮食产量低、社员分配口粮低、年终分红水平低的“三低”状况，三年二头要吃“返销粮”，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落后队”。全队四十多户就有十多个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连生产队长毕延旗也是单身汉。春秋人把单身汉叫做“管条”，刚到毕楼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说，咱毕楼穷啊，光是“管条”就有十多个。我很纳闷，问他们，咱既然穷，还要那么多人去管什么条啊？闹了个大笑话。
（二）
在送我到毕楼的路上，张志成书记向我着重交代了两件事，一是要支持生产队队长毕延旗的工作，一个生产队近二百口人，有一个好的队长是搞好工作的关键，延旗是个公道正派人，要多给他撑腰鼓劲。二是要想办法提高稻田肥力，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想到毕延旗还是个单身汉，家中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我就决定和延旗同住一屋，同睡一床，协助他搞好工作，为改变毕楼面貌尽我的力量。
有一天延旗对我说了一个想法，把一些水塘里多年淤积的黑泥肥土挖出来施到田里，至少能连续两年增产还能增加水塘的蓄水量，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但这活必须在春雨到来前完成，否则会影响储蓄春季雨水，危及当年收成。清塘前要把现有塘水全放掉，如遇到春季雨水少的话，对当年的水稻生产也会带来较大风险。还有，清塘泥要在早春开始，这时稻田水很凉，有时还会有薄冰，是一个很苦很累的活，往年曾想过做这件事，因为部分群众认识不一致，没能落实。延旗说的这个办法其实这几天我在了解情况时也有社员提到过，还教给我避免风险的办法，即选择一些上下都有水塘的坑塘先清，之前先把下面坑塘塘埂加高以增加拦蓄上塘排出的水的能力，这样就不会有大的风险。听了这些意见，我心里踏实了，就支持延旗的意见，并且说干就干。
这的确是一个又苦又累的活。男劳力要用铁锨把又黏又沉重的黑泥用力挖起来放到筦子里(注2)，女劳力担着两筦子黑泥，蹚着稻田里腿肚子深的泥水，将黑泥由远及近地倒入水田。俗话说早春田水冷入骨，加上每担泥巴少说也有八九十斤，一天下来每人要担六十多趟，说是苦累那可是真格的。干到第三天，我的双肩就红肿起来，扁担放到上面火辣辣地疼。第四天午饭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不想一下子就睡着了。矇眬中听到社员们杂乱的上工脚步声，一个小姑娘说：“小黄还没起床吧，喊喊他。”另一个好像是村头毕家群老爹的声音：“小声点，让他多歇一会儿，没看见这两天他比你们干得还欢实，别把他给累坏了。”听着这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社员们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我怎么也不能退缩，一骨碌爬起来，跟上大家走向工地。
这天夜里也不知什么时间，一种异样的感觉把我惊醒了，身下湿漉漉一大片，冰凉冰凉的，我一下子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震惊、羞惭、懊恼，一下子让我不知所措。二十四五岁的人，大学都毕业了还尿床，丢死人了。我在心里不住地咒骂自己，如果不是怕惊动了延旗，真想抽自己个耳刮子。我伸手往身边摸摸，还好，只是湿了我身下这一块。天亮了，听到延旗穿衣起床，我对他说，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上工了。等到大家都上工走了，我赶紧把棉被拆开，连同床单在水塘里洗净，赶在傍晚前把棉被缝好，算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地把这事瞒了过去。
这一季我们一口气干了一个多月，清淤了四口塘，培肥了三十多亩田。虽然我和全生产队男女劳动力腿肚子上都皴满了血道道，但今年多增产些粮食的希望还是充满了大家的心头。在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又清了六七口塘，使全队粮食产量上了一个台阶。
南方稻区为提高稻田肥力普遍采取种植绿肥的办法。就是在稻谷收割前，在部分稻田撒播紫云英种子，第二年春耕时把生长茂盛的紫云英茎叶花割下来掩埋入其他稻田，种得好了一亩绿肥可以肥两亩甚与三亩田，可是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毕楼却很少见。后来我才知道，毕楼因为大部分田土贫瘠，山冲狭窄，光照不足，种上的紫云英出苗瘦弱，难以越冬，他们过去也多次试种都没能成功。
一九七○年夏，有两位信阳地区农科所的同志来到春秋搞调研，我就向他们介绍了毕楼的情况，请教解决办法。他们说，紫云英是豆科作物，喜磷，根部能共生根瘤菌。在水稻收割一周前，将过磷酸钙和紫云英种子混拌撒入稻田，水稻收割后田间挖好排水系统，防止冬季稻田积水结冰。这样紫云英因为有了磷肥的作用，冬前即可形成壮苗，共生大量根瘤菌，安全过冬，春季就能实现绿肥丰产，这种技术叫做小肥换大肥，大肥换大米。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决定今年秋播先搞试验，取得经验后明年再推广。队里没钱，就用我的工资；磷肥紧缺，我到县里请领导支持；班车不给托运，我给司机师傅说好话。司机师傅爽快地说，知识青年搞农业科研是好事，咱大力支持。当年秋播我和队里几个青年社员一起搞了五亩试验田，第二年春果然取得了成功，虽然产量不理想，可是为我们今后的试验和推广积累了经验。
（三）
那几年我从内心深处就把毕楼当成了我的家，毕楼的事很自然就是我的家事，时时刻刻挂在心上，队里的老老少少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毕楼的乡亲们也从没把我当外人，手把手地教我干农活，心贴心地给我说家长里短。我在这里吃了一千二百多天“派饭”，不管到哪家都是把仅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春秋那一带有一个风俗叫“过月半”节，就是每年农历七月上半月任意择定某一天改善一顿伙食就算“过月半”了。那些年我轮到哪家吃饭哪家就“过月半”。我有两个春节没回南阳老家，是在毕楼过的。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初二的那几天，每顿饭后我就被另一家拉走了，藏在房里拉家常，喝茶抽烟吃花生，不让出去走动，怕被别人家发现抢走了。有一年大年初一，张志成走了五里山路到毕楼抢我，已经把我藏起来的毕国平老爹不让，说书记是仗势压人，张志成笑着高声喊，今天我就仗势了，你不愿意就找地方告吧。
一九七O年七月二十八日，张志成和大队治保主任毕延钊做我的入党介绍人，经定远公社党委批准，我成为一名正式共产党员。我离开春秋的第二年，张志成借到郑州开会的机会，用大队储备粮在公社粮管所兑换了三百斤全国通用粮票，绕道给我送来。他动情地说，你在咱春秋吃成了大肚汉，现在的口粮指标咋够你吃啊，这是你春秋的老爹老妈们要我带点粮票来补助你一下。
我离开春秋的第三年春，借到信阳出差的机会，我又回到毕楼。我难以满足乡亲们要我再轮流每家吃一天饭的要求，只是尽最大可能地住了四天。毕延旗正在谈对象，是定远街南头的，叫沈秀芬，丈夫前几年病故了，自己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那天延旗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沈秀芬家看看，还说，是你秀芬嫂子一定要你去一趟。沈秀芬长相身材都很好，挺麻利的，看来延旗在她那里没少说我的好话，第一次见面一点生疏感也没有，一口一个“兄弟”。延旗烧锅她掌勺，热情地款待了我。
一九九○年前后的那几年，河南全省连续遭遇严重旱灾，各地用于抗旱救灾的农用柴油指标都很紧缺。这个时候的春秋大队(应改称春秋行政村)和张志成早已没有了当年在地、县、乡里的影响力，无力争取到能够解救旱情的农用柴油指标，眼看着旱情一天天加重却没有办法，只能到南阳找我求助。十多年没见过面了，看着老支书那霜染的双鬓，岁月和事业的催促已显得苍老的面容，春秋的那些山、那些水、那层层梯田里干旱待救的禾苗，那一张张熟悉又可亲可爱的老爹老妈和兄弟姐妹们的神情相貌，就像快放的电影镜头全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没再去纠结南阳的指标应不应该给信阳的春秋使用，拨通了南阳地区石油公司经理办公室的电话。
（四）
一九八四年春节前，中共南阳地委报请河南省委将我由淅川县委副书记提任内乡县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在审阅我的档案时对于我为什么能够在一九七O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入党提出了疑问，要求南阳地委搞清楚并上报省委。南阳地委派出两位同志到罗山春秋做了调查。若干年后，参与调查的同志告诉我，春秋的干部、群众对我的反映实在好，他们写的调查报告甚至可以作为一篇动人的报告文学登上报刊。一九九五年，河南省政府在新加坡开办了一个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市长培训班，全省各市派一名副市长参加，省建设厅副厅长邬学德为副带队。一天邬学德对我说，春秋的老百姓对你的评价可是高得很呀，说共产党的干部要都像你一样，就不愁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办不好。我很惊讶，你这个省里的厅长怎么可能听到大别山里一个山村的老百姓说的话。他问我，春秋有个叫毕家田的人你认识不？我说，认识呀，不就是春秋毕楼生产队的会计吗？他告诉我他们是亲戚，毕家田来他家时多次说过这个话。这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平心而论，我所做的和春秋老百姓的夸赞距离的确很大，我实在不能承受。很多应该做的因为我当时认识不到而没去做，有些应该做得更好些，但效果却不理想，我至今还心有遗憾。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哪怕为老百姓做过一点好事，他们都会记在心里。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只有坚守初心、全心全意地把他们托付的事情办好，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才能对得起“人民公仆”这个称号，万不能重私利和懈怠。否则不光是对不起养育了我们的人民，对不起我们有幸遇到的千载难逢的好时代，也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知。
春秋毕楼的一千二百多天在我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不算太长，但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在这里，我从大别山老区人民那里承接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财富，增强了我在这以后各个工作岗位上不畏困难、尽心尽力为民、拒绝邪恶的能力，为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这一切都已根植在我的心中，溶化在我的血液里，让我终身铭记。
我难忘的春秋毕楼，你那七十多座山头，四十多条大小田冲和崎岖山道，都留有我的脚印；那近三百块稻田，哪一块都溶过我的汗水，有的还流滴过我的鲜血；村里那四十多家门槛，哪一家我也不知进出过多少次，哪一家饭菜的酸甜苦辣咸淡，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就是村里有些大妈大嫂娘家的趣闻轶事我也能说出一二。当然，最让我牢牢铭记的还是那些熟悉又亲切的面孔和他们那勤劳朴实、宽厚善良、智慧坚毅的品格。很久很久了，我从不怀疑，如果哪一天化作了一缕青烟，我也会急迫地再返回去，在那白云蓝天上，看看我牵心挂肚的春秋毕楼。
注1：南方山区的村庄大多分布在山冲的中部和下部，村庄里人畜活动产生的肥水都进入村庄周围和下游的稻田，这里稻田的土质就比较肥沃。山冲上部就没有这个条件，加上山谷狭窄，日照不足，田土就相对贫瘠。
注2：担挑用的农具。下部为簸箕状的竹筐，连着三根用做系绊的竹棍，盛装泥土或肥料。
（黄玉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