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五体书法作品集·李刚田篆书卷》| 李刚田：我写篆书《百家姓》

我写篆书《百家姓》

李刚田

接李韬先生函，由他策划的《百家姓五体书法作品集》，特邀我加盟，并分配我写篆书。策划者对我信任，我盛情难却，并且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当时没有深入细想，我便答应了下来。后来待到想动手写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想来没有什么难度的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其难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不足如何解决，二是艺术风格如何定位，也就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

先谈“写什么”的问题。《百家姓》成文于北宋初年，如今要用秦代的文字来写，必然会有一些秦代所没有的为后来生出的文字，或早已变化得面目全非的字，尤其是以地域名为姓氏的极少数民族的姓氏，许多字在汉代成书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找不到。另外还有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的问题，所以在动手写之前需要逐字认真甄别推敲，并不是有现成的文本拿来就能照抄那样简单。

我查了一下手边的资料及互联网上的篆书《百家姓》，各种版本篆法不同，有一些篆法是有明显错误的，其中以福建黄蔼农先生所书篆书《百家姓》为最好。他基本上是依《说文》用小篆写的，可惜又是一个不完整的版本，比这套书的策划者提供的版本少了许多字。所以在动手写之前，要依《说文》等工具书对有疑问的字斟酌确定，切不可用后世的楷书尤其是当下简化字的结构想当然地去写篆书。

对于《说文》中没有的字，写篆书一般用假借的方法，对于姓氏来说，同音假借的情况较为常用。但一用假借，就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争议也难免。其中有些字实在无法假借，只好依楷书之字形而造篆，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此次所书《百家姓》的五百多字中，只有一字是“造”出来的。下面我们且举出一些字例。

许（xǔ）?《说文》中“许”字字形解释为“听言也”，而作为国名及姓氏当篆作“”。

卞（biàn）?“卞”为小篆所无，“弁”音与“卞”同，假借篆作“”。

刁（diāo）  “刀”“刁”相通，故篆作“”。

樊（fán）?“樊”是樊笼、樊篱之“樊”，而作为樊乡姓氏应篆作“”，加“邑”旁以示地域意，姓氏中有许多字篆书都加了“邑”旁。

昝（zǎn）?《康熙字典》“昝”注：“今俗有昝字，蓋朁之讹”。说明“昝”是“朁”的异体，《说文》“朁”字篆作“”。

荀（xún）?《说文》有“郇”无“荀”。“郇”注：“文王子所封国，在晋地，从邑，旬声”。作为姓氏“荀”的本字是“郇”，篆作“”。

曲（qū）?“曲”是当下的简体，作为姓氏应作“麴”，篆作“”。

钭（tǒu）?《六书溯源》：“钭，俗字”。二字是同一字的异体。《说文》有“”无“钭”，篆作“”。

党（dǎng）党为地域、姓氏之党，而“黨”又有为朋党之党，荀子：“不比周，不朋黨”。《说文》有“黨”无“党”，故假借篆作“”。

谭（tán）作言谈意之“谭”篆作“談”，作地名、姓氏之“谭”应篆作“”，加“邑”旁。

逄（páng）《说文》无“逄”字，而以字形相近之“逢”（féng）假借，篆作“”。

晁（cháo）《康熙字典》：“师古曰：晁，本传作鼂，古朝字。”晁、鼂为一字的异体，《说文》有“鼂”无“晁”，故篆作“”。

乜（niè）此当为后起字，为《说文》所无，而以同音字“芈”的篆法“”替代。“芈”为春秋时楚国的祖姓，“乜”与“芈”或为异体字。

闫（yán）《康熙字典》释“闫同阎”。《正字通》：“姓也。《说文》有阎无闫，今《姓谱》分为二。”是知闫、阎虽相通，但作姓氏，后世一分为二，不可相互替代。《百家姓》中已有“阎”姓，不能再取来替代“闫”，无奈之下，只好依后世俗字“闫”之形造篆“”。此字是所写篆书《百家姓》中唯一以楷书之形造出的篆书。

佘（shé）《说文》无“佘”字而有“余”（yú）字。《说文》“赊”字注：“从贝，余声，式车切（shē）”，又注“赊、余上古同属鱼部”。是知上古余、佘二字声相通，故假借“余”篆作“”。

哈（hē）本作“欱”，“哈”为异体，依《说文》篆作“”，不可依今楷书之形作篆。

佟（tóng）《说文》无，以“冬”假借，篆作“”。

仉（zhǎng）《说文》解释为“反爪”。钱坫认为是古文“掌”字。反“爪”之形后来在书写中讹变为“仉”，今依《说文》篆作“”。

看以上字例，可知其中之难，难在以有限的秦代篆书去写宋人的文本。坊间所见多种篆书《百家姓》，篆法各不相同，好在有楷书对照，释读无误，世人也不去深究，而从专业视角看去，又不伦不类。我写篆书《百家姓》对篆法认真校勘过，限于学识功力，或有讹误，也请同道专家指教，但总算是我能认真对待此事，以不负李韬先生及读者的信任。

再说“怎么写”的问题。此书策划中写道其价值与作用是“体现中华儿女对根亲宗脉的认同感”，听说是要在每年一度的河南新郑拜祖寻根活动中与读者见面的。那么这部书面对的读者群体是社会公众，而不是仅仅面对书法界或文字学界专业人士的，其艺术风格应定格在社会公众的接受美学上。并且《百家姓》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之一，重在识字，所以文字的规范性与形式美的广泛接受性一直是此类启蒙读物的重要特点。但我要写的篆书是已经在实用中废弃的古文字，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的，如何使古老的、小众化的艺术在风格上既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又被业内专家所认可，也就是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

徐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苏东坡说：“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这些看法，是指文艺创作中的曲高和寡，是提倡追求阳春白雪而不去迎合世俗口味。但我写篆书《百家姓》就不能依照前贤的这种观点，因为它不仅仅要具有书法的审美功能，同时要具有教育功能与认识功能。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评颜真卿的字：“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这“稳实而利民用”正是《百家姓》的文本内容、社会功用对书法艺术创作风格的规定性。书法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谁说追求“雅俗共赏”，一定是格调不高的俗书，雅与俗是水火不容的，不能共赏，共赏其实就是趋俗。从某个角度看，这种论点并非全无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如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又谈何容易。雅是俗的升华，而俗又是雅的本源，雅与俗并非泾渭分明。而书法中表现本真自然的书写性比刻意经营形式上的出奇制胜更为接地气。

有了“雅俗共赏”的审美定位，具体到作者来说，又要根据自己之所长来实现风格定位。篆书有甲骨、金文、小篆、汉篆以及清人篆书，在这众多形式中，首先确定以小篆为基本体势。小篆形体规范，具有一定的装饰之美，社会公众赏心悦目。但一味求规范划一与装饰之巧时，又会使书法工艺化而失去自然淳朴，所以在以小篆为基本体势的主导之中，要注意结构变化的丰富性与用笔的自然与自由。

我学篆书从秦小篆入手，《泰山刻石》结构舒和雍容，合乎儒家的中和思想，是小篆典型之美，而我偏爱《琅琊台刻石》，虽石刻篆书残损甚重，但比起《泰山刻石》，结构上少了几分雍容，平添了疏密聚散之美。后来我又学习了清人篆书如邓石如、吴昌硕诸家，中间又学了《石鼓文》，又向上学习金文，得益于大盂鼎、颂壶、虢季子白盘等文物的铭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多种楚简帛书，我又痴迷其中多年。所以我写篆书早已是驳杂而不“纯粹”。我写篆书《百家姓》虽然以秦小篆为基本体势，但不囿于此，在小篆中时或融入金文结构，求小篆之流美婉通与金文质朴凝重的自然和合。虽然表现出小篆的一种秩序美、装饰美，但要以心手相应的爽爽用笔去“写”出来，而不是用雕龙镂凤的手段去“描”，这方面我得益于对楚简帛书的浸淫，楚篆的浪漫色彩时或自然融入腕底毫端。古人言写字要“讨千家米煮成一锅粥”，我无意求书体上的“纯粹”，而求形式美的统一。我用自己的歌喉唱着篆书古老的曲调。

李刚田于京华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